每经记者|孔泽思 每经编辑|董兴生
“Our military might is invigorated;it's like splitting bamboo—after several sections,the rest fall apart effortlessly.(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当这句源自《资治通鉴》杜预伐吴的“破竹之势”(Momentum like splitting bamboo),以地道的伊丽莎白时期英文在现场读出时,台下掌声雷动。
5月21日,前外交官吴高林携历时35年翻译的《资治通鉴》(中英全译本·全三十册)首发亮相深圳文博会。这是该史学巨著近千年来首部完整的英文译本,将司马光笔下“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千古良策,完整地摆在了世界面前。
据悉,哈佛大学图书馆已预订首套藏书,该校知名教授包弼德(Peter K.Bol)专程致贺。多位期待已久的海外中国历史研究者,终于等到了一睹本书真容之日。
吴高林的翻译之路,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凿空,数百万字的浩瀚篇幅,堆积如山的格子纸手稿,是他与时间和语言的多重搏斗。
20世纪80年代,吴高林任职于外交部。20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尝试翻译《资治通鉴》,后赴美学习期间,又师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种跨外交与学术的背景,让他对“话语权”有着切肤之感。
“长期以来,西方教科书里的中国历史,都是西方汉学家想象中的‘他者’。”吴高林在美国学习期间,发现史学界都强调第一手资料(primary source),但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历史全部依赖西方二手甚至“几手”著述,对中国充斥着“胡说八道”的误读与偏见。
例如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Why don't they eat meat porridge?),若失去了对帝王脱离民众这一语境的理解,便只剩缺乏意义的反问;而赵王伦滥封爵位的“狗尾续貂”(Dog's tail joined to a marten's coat),若不懂古代官帽饰物的文化隐喻,西方读者便读不出丝毫讽刺。
吴高林认为,面对“文化失语”,如果没有中国人自己编著的史学资料,世界如何正确了解我们的文明?最终,他历时35年,完成了这一夙愿。
在吴高林看来,今读《资治通鉴》意义非凡,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如今常人生活水准超过了当年的天子,“仁义礼智信”的文脉却在流失,治国理政的智慧没有在世界充分传扬。
如今,正是将这面镜子再次擦亮,摆在世界面前的绝好时机。
为实现“让世界正确理解中国”,吴高林在翻译方法上大胆创新——以“莎翁译法”为东方“信史”披上西方古典外衣。
为了还原这部巨著的气象,吴高林在译介中开启了“时空折叠”。所有诏书等庄重文体,采用16世纪伊丽莎白时期英文;涉及儒家先贤和典故,则使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韵律——五步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
如《尚书》记载“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现代白话意为“君主一人行善纳福,天下万民皆得以仰赖获益”。吴高林的译法是“When one sole soul doth walk the path of virtue,millions of hearts shall reap its due.”
古英语动词体“doth”的巧妙嵌入,将读者拉到伊丽莎白时期,与先秦古文的苍茫感遥相呼应。五步抑扬格的节奏,轻重音节交替、顿挫有力,复刻了原文结构,以诗化语言承载起先贤修身理政要义。
相比于理雅各(James Legge)偏向学术释义的直译,吴高林的“莎翁译法”实现“形、音、义”三位一体。未改原意,却让帝王言语的庄重肃穆扑面而来。
比文字更枯燥的,是考据功夫。吴高林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翻译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是中国古代繁复的职官制度,如太尉、太史、太保等。在历史上,同一个官职在不同朝代的职责,也可能不尽相同。
例如“侍中”,在汉代替皇帝管理宫廷杂务,译为Palace Steward(宫廷管家);隋唐时期该职位开始参与政事,协助皇帝参与批阅奏章,则先是译为Supervising Secretary(秘书监),后与团队多次探讨,吴高林又认为Lord Counselor(御前顾问)更加贴切,“这种官名翻译相当复杂”。
“包弼德教授帮我们创立了适配翻译法,一个词的译法随时代以及官职职能变化调整。”吴高林举例说,“左右仆射是皇帝的‘左膀右臂’,我们早期译为Assistant Attendant(幕僚),隋唐时因职责变化,改译为Deputy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State(副总理)。”
此外,《资治通鉴》记载的“租庸调”制度,即农民用粮食交税(租)、服徭役或以布匹折算代役(庸)、用布匹纳贡(调)——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翻译起来更是困难,因为西方历史上根本没有对应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