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张蕊 每经编辑|许绍航
5月18日,中国1—4月经济数据出炉,出口、新兴产业等多项关键指标表现抢眼,虽然房地产投资仍呈现下降态势,但在代表未来产业的AI算力与能源转型两大超级周期的拉动下,出口增长近15%,中国经济正引发全球市场关注。
与此同时,当多数机构正忙着下调全球经济预期之际,华尔街顶级投行却对中国经济投下了“信任票”——摩根士丹利逆势上调中国GDP增速至4.8%,使中国成为近期唯一获上调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通胀高企、地缘冲突频发的当下,这份底气从何而来?下半年货币政策是否会转向?财政政策是否会加码?
围绕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独家专访了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邢自强。
图: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邢自强,来源:受访者供图
邢自强拥有近20年宏观经济研究经验,曾任职于国际顶尖金融机构,长期深耕中国经济周期、产业政策与全球贸易链条,是近年来国际资本市场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宏观研判者之一。他主持撰写的《中国正重置经济底层逻辑》等深度专题,在全球跨国企业与机构投资者中具有广泛影响力。
NBD:1—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综合来看,一定程度上与您此前提到的“K型复苏”吻合,即出口较强而内需较弱。您怎样看待这种变化趋势?
邢自强:最近几个月,由于海外地缘政治不平静、能源供给冲击等因素,似乎部分强化了以供给侧发力的思路——更加重视能源安全、产业链齐全、解决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这些供给端发力的投资方案可能暂时占主导,对于消费和房地产可能暂时不会出台更有力的扶持政策。
NBD:此前您提出今年下半年“不会进一步降准降息”的判断,关注度非常高。能否请您谈谈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
邢自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考量。
首先,从国际局势来看,全球由于能源冲击面临高油价传导的通胀压力,发达国家普遍不会降息,部分国家甚至可能加息。我们预计美联储今年不会降息,欧洲央行今年可能加息两次。
其次,从国内来看,中国货币政策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尽管面临海外地缘政治波动和油价冲击,但我们对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都相对坚挺,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8%。这一判断主要基于:尽管内需仍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但外需带动中国出口高歌猛进,尤其是AI基建和能源转型相关的两个超级周期,带动了中国出口产业链。
因此,今年经济增长大概能达到4.8%,处于政府4.5%~5%的目标区间内,暂时没有特别强的迫切感去加码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
NBD:您对今年的出口表现持乐观态度,有什么判断依据吗?
邢自强:我们认为今年全年出口增长可持续,预计同比增长约10%。这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外需的两个超级周期——AI基建和能源转型;第二,中国深度嵌入这两个投资周期,产业链在这两方面都有强项。AI方面,中国有较多相关半导体产业链;更重要的是能源转型,投资绿电绕不开中国巨大的产业链供应能力。
事实上,我们分析未来几年中国出口仍将是可持续的强势亮点。无论中美关系如何演进,中国产业链的优势已摆在眼前。我们测算,当前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约15%~16%,到2030年有望升至17%左右(约1/6)。考虑到全球出口贸易中相当部分为大宗商品原材料,而中国出口以制成品为主,这意味着在新兴科技行业中,中国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可能高达1/3及以上。
对此我们保持积极的判断。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变化,海外地缘政治或贸易保护主义如何演进,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难以替代的规模优势、上下游产业集群优势以及工程师红利。
NBD:出口是否会因地缘政治或全球AI投资周期波动而受到影响?
邢自强:目前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实际上有利于中国出口。当然,下行风险可能来自美伊冲突进一步恶化,中东能源冲击加剧,演变为非线性的脱钩断链。例如,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油价可能非线性上升至150美元一桶,造成全球需求进一步收缩,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在全球出口“蛋糕”大幅缩小的情况下,仅靠提升市场份额,难以完全弥补外需收缩带来的影响。
这时可能就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对冲。但如果全球滞涨环境维持较为可控,即使中国GDP增速二季度回落至4.5%~4.6%,也可能通过将“十五五”规划部分项目前置——如能源转型、特高压电网、AI算力中心等投资提前——以供给端发力部分对冲经济逆风。
NBD:要实现4.8%的预期增速,您认为出口、消费、投资今年应分别承担怎样的作用?
邢自强:出口方面,预计今年同比增长10%,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消费方面,预计今年增长约3%多,比去年4%出头的增速略有回落。投资方面,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重点基建项目可能会有所增加,尤其是能源转型、算力中心、特高压电网等,但房地产投资仍下行。
NBD:您把AI视作本轮最核心的增长增量,但市场普遍质疑,当前AI仍集中在上游算力、硬件、模型研发,对整体GDP、居民就业、传统制造业效率的实际拉动还很有限,很难短期对冲地产链下行和传统内需疲软。您如何测算AI对中国经济的真实贡献?
邢自强:我们的观点与市场担忧是吻合的。确实有“星辰大海”式的新质生产力亮点,但光靠这个不足以完全抵消传统内需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创自强是好事,但涉及“柴米油盐”的社会民生,还需要更大力度对消费和地产出台改革扶持政策。
从量化角度,AI短期对投资有一定拉动。今明两年,中国AI算力投入大概对GDP拉动0.3~0.4个百分点;叠加能源转型投资,占比可能更大一点。但房地产和相关行业今年大概仍对GDP产生约2个百分点的拖累。AI和能源转型投资多为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带动就业岗位有限,对收入和就业改善的外溢效应也相对有限。
NBD:AI对就业的影响,您怎么看?
邢自强:总有人乐观地讲,不必惧怕AI冲击,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最终都创造了更多岗位。我们分析了美国五次工业革命,确实最终对就业影响不大。但这很大程度取决于当时科技应用落地的速度。而AI应用特点正是特别快,尤其是进入今年我们称之为“AI奇点之年”——应用广泛落地、能力边界大幅扩张、非线性代际变化——其扩散速度远比历史上快,初步分析显示甚至比90年代末互联网革命快3~4倍。
此时是否会对就业造成短期冲击较大、而新岗位尚未涌现的“青黄不接”期?这是我们的担忧。我们测算,美国受AI影响较明显的“AI敏感行业”占比接近四成,中国仅百分之十几。因为中国大部分就业一是制造业工厂岗位多,二是服务业以蓝领服务业为主,真正的白领服务业占比没那么高——而专业服务业恰是受AI冲击较大的领域。这是对中国有利的一面。
但反过来,对中国不利的一面在于:AI应用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空间。
有鉴于此,我估计中国在AI应用层面采取的政策方式将是双轨制,与美国不同。在很多尚需缩小与美国差距、科技奋起直追的行业,可能对创新及创新引发的一些阵痛更加包容。例如基础大模型、AGI(通用人工智能)、国产算力替代等领域。但对中国已领先的行业,应用影响到就业时可能更谨慎、部署更慢。例如中国凭制造业优势、真实场景数据优势,在物理AI(具身智能)、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等领域比美国领先,这些层面中国在应用部署上可能会更加谨慎。
NBD:在消费方面,您此前重点提到夯实对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以及服务消费两方面,这是否意味着您认为消费最主要的增长点是在这两方面?
邢自强:消费从长期看主要靠收入。但收入分两种:初次分配收入取决于市场需求,目前需求较弱,不可能强求企业多给工资;再分配收入则涉及福利制度、税收和‘五险一金’转移支付。能发力的方向是强化再分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让再分配收入更合理化,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
短期来看,服务业消费也值得扶持。过去两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对提振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就是耐用消费品买过一次后,明年后年可能都不用买了。而服务业消费(旅游、娱乐、餐饮等)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对服务业消费出台补贴或消费券等措施,由于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就业的效应会更大。
因此,短期可对服务业推出扶持政策以稳定就业,中长期仍需通过完善再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收入预期。
NBD:对于中长期解决再分配后的收入预期,您有什么建议?
邢自强:从去年开始,我们研究如何让消费在长期得到社会保障体系更好支持,重点方向之一就是提升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保补贴。如果从当前每月200多元逐步提高到2030年底的每月1000元,根据农村消费和物价水平,相当于建立了基本的安全保障网,中低收入群体后顾之忧大幅下降,可能更愿意消费。
财政方面,我们测算在过渡期结束后每年会带来额外1.5万亿元~2万亿元的财政压力,这一规模可能接近GDP的1%。中国有较强的主权信用和政府资源能力,适度提高政府债务用于民生是有潜力的。化解压力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转型”,将财政支出从基建、产能等投资端适度转向福利端;二是“开源”,将国有企业股权进一步上收给社保基金,要求国企更多上缴红利,如将分红率上调至40%,可大幅缓解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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