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数字文创强城如何破局“文化+科技”？

每经记者｜石普宁    每经编辑｜余洋    

五月下旬，随着成都、深圳“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文公布，加之此前北京、上海、杭州相关规划的相继发布，全国数字文创强城的产业路径图已悉数落地。

从“文化产业”到“数字创意”，尽管各城在统计口径与概念边界上各有侧重，但底层逻辑高度一致：在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技术周期下，以数字技术重构文化内容的生产关系。

这五座城市的规划文本，不仅展现出各自的产业愿景，更是观察文创产业发展的核心切面，刻画出“文化+科技”命题在不同城市中的真实落点。

共识之下，路径分明。

北京依托首都站位定调产业标准；上海将其视作赋能城市商业与消费的引擎；成都以系统性设计构建产业生态；深圳凭借技术底座联通数字创意与设计；杭州在发展中求变，在优势产业外，探索文化“新三样”出海等路径。

路径：从城市定位到产业底座

翻阅各自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五座强城对数字文创的顶层定位，呈现出一条从“城市核心定位”延伸至“产业竞争力”的清晰路径。

从定位上看，北京与上海深植于其不可替代的城市能级。

北京将文化产业置于“全国文化中心”的战略框架内。

文本中出现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搭配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等“国字号”平台，彰显出北京的引领站位。在数据指标上，其设定的是“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10%以上”，凸显出文化产业在首都经济大盘中的地位。

上海将其锚定在“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上。

相较于追求单一产业增加值的数值，上海更倾向于算一笔“大账”：将文化产业视为城市发展，特别是提振消费的强力引擎。规划中提到的“演艺大世界”、“入境旅游第一站”、“24小时活力城市”，无一不在强调：文化创意，是兑现上海全球城市体验价值的硬通货。

与上述两座直辖市“算大账”不同，成都对数字文创着墨甚多，并将“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和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列入城市总体定位之中，与经济、科技中心等同频共振。

在具体的产业规划上，成都构筑出一套系统生态，明确“1+5+N”三级园区空间架构和六大核心赛道，依托天府文化IP矩阵，串联起从内容孵化到场景消费的闭环，并明确提出数字文创产业总规模突破6000亿元的目标。在成都，文创不仅是名片，更是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

同时，杭州与深圳则亮出各自的产业发展差异化逻辑。

杭州志在“建设国际文化创意中心”，设定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5000亿元，以及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力争超1.4万亿元的目标。除了巩固传统产业优势，杭州在规划中特别单列了“实施文化‘新三样’出海专项行动”等切口，展露出其“抢滩”产业新赛道的意图。

深圳打出“全球数字创意之都”与“世界一流设计之都”的招牌，

其规划的核心在于“跨界与赋能”：一方面，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巩固其在电竞、短剧等数字内容领域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以工业设计和服务设计赋能产业，将其转化为创意影响力。 

布局：空间、平台与政策的差异配置

战略定位的差异，直接体现在各城市对空间布局、发展平台以及政策投入等资源要素的具体配置上。

在空间载体方面，各地的布局方式与其产业逻辑相契合。

北京、上海倾向于将产业空间嵌进城市肌理。

北京致力于推动文化产业园区提质增效与业态融合，力求打造产城人文景交融的“城市文化客厅”；上海同样依托城市更新，将黄浦、杨浦的互联网内容创作集聚区与商业中心等绑定，实现文化空间与公共活力的共生。

成都走体系化路线，“1+5+N”架构自上而下，将影视制作、数字音乐、动漫等细分赛道落实到特定园区。

杭州依托之江文化产业带，以“带”状结构串联良渚数字文化社区、中国网络作家村等节点，注重垂直生态的自生长。同时，深圳的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展现的是制造产业链与数字创意深度结合的规模集聚。

在平台建设上，五城依托各自优势占据了不同的产业节点。

从产业属性的维度看，以交易与产业深耕为导向的平台构建了第一类生态。

深圳文博会明确自身“全球文化会展核心平台”的定位，发挥强大的综合性枢纽功能；成都的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杭州的中国国际动漫节等平台，则锚定特定垂直赛道，旨在提升细分领域的行业显示度。 

另一方面，以文化输出与风向标打造为特征的平台构成了第二类生态。北京文化论坛以及上海提及的“演艺大世界”等，其核心要义侧重于优质内容的常规落地与“输出”。 

在政策支持端，尤其是在要素保障的杠杆运用上，各城“招式”鲜明。 

比如，成都着力升级“投贷奖补”全周期扶持体系与版权金融创新，并强化算力、数据等新型要素供给以构建全场景AIGC创作工具链，将资源精准导向IP共创与企业梯队培育；杭州则依托各类文创基金加码对长周期项目的金融支持，将“新三样”领域相关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认定体系，并搭建跨部门的“一站式”出海公共服务保障机制。

相比之下，深圳选择依托本地高度发达的创投生态和头部科技企业的资本溢出效应来驱动产业；北京与上海则居于宏观调控视角，更多运用政策性专项信贷、文化经济综合政策等机制性工具，为产业大盘保驾护航。

解法：“文化+科技”的“和而不同” 

面对“文化+科技”这一共同命题，五座城市虽达成了共识，但基于各自的产业禀赋，交出了五份思路迥异的“解法”。

北京侧重于规则与标准的先行。

依托“文化和科技融合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北京倾向于在技术大规模应用前探索行业标准。

其明确提出，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建设，“在演艺、出版、网络视听等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文化科技项目。”

上海注重技术在消费场景中的渗透。

在规划文本中，数字光影秀、沉浸式演艺、虚拟展厅等业态被广泛提及。上海着力于将底层技术转化为可感知的消费体验，并将其与夜间经济、文旅商业联动，使文创产业成为激活城市整体商业与活力消费的重要一环。

成都强调围绕IP打造的生态。

在核心赛道排布上，成都倾向于围绕既有优质内容（如《哪吒》《王者荣耀》等）进行多维度的跨界开发。在此逻辑下，AIGC与视觉融合技术主要作为降低IP开发门槛、提升多媒介转化效率的工具。这种以核心IP为原点、技术为驱动的模式，正是成都积蓄产业势能的核心路径。

深圳致力于从底层技术重塑内容生态。

从“鸿蒙原生游戏”到“智能硬件研发”，深圳试图依托自身的硬件制造能力与前沿信息技术，为数字创意提供新型生产工具。深圳文交所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的布局，同样是其信息技术能力向文化数据流通领域延伸的体现。

杭州将技术与系统化服务视为发展的加速器。

以“文化‘新三样’出海行动”为例，杭州明确鼓励并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精品化创作，并将其作为打破跨文化语境壁垒、提升优势文化产品全球变现效率的核心驱动力。

北京的“标准先行”、上海的“场景渗透”、成都的“IP生态”、深圳的“技术底座”与杭州的“优势出海”和而不同。这五份差异化的区域答卷，正为数字文创产业在“文化+科技”的下一个发展周期提供具体的参考坐标。

封面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